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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審申請人洪某因與被申請人海南某某產業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及原審第三人海南某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實業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瓊民終58XX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47XX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再審申請人洪某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被申請人某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到庭參加訴訟。原審第三人某某實業公司經本院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洪某申請再審稱，(一)原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洪某在原審中提供了《認購書》《認購審批表》《關于提交相關購房憑證的通知》《情況說明》《某某公司關于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的階段性工作報告》《商品房網簽備案表》等證據材料，足以證實洪某原出借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借款已經轉為應付給某某公司的500萬元購房款。1.雙方簽訂的《認購書》載明購房定金為500萬元，而本案的購房款亦為500萬元，顯然，在簽訂《認購書》時某某公司已經確認洪某之前支付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借款轉為500萬元購房款。另外，某某公司完成了認購審批，同樣說明某某公司確認借款轉為購房款。2.某某公司送達給洪某的《關于提交相關購房憑證的通知》載明“經查，你方與某某(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但(部分)購房款系交付給了某某實業公司”，可見某某公司在破產重整期間經過核查后已經確認洪某出借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借款轉化為購房款。3.某某實業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明確表示洪某出借給某某實業公司的借款已經轉為購房款，并已經支付給某某公司。4.《海南某某產業開發公司關于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的階段性工作報告》可以證明某某公司與某某實業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以及將借貸關系轉化為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的情形。5.按照商品房買賣流程和交易習慣，在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前，開發商會與購房者先簽訂《認購書》，收取一定金額的預付款或定金，之后辦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網簽。本案《認購書》簽訂于2014年3月12日，《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于2014年11月，如果洪某未支付購房款，某某公司不要求洪某支付定金，也不解除認購書，還與洪某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并進行網簽，顯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習慣。6.某某公司與某某實業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案涉房屋購房款已經完成支付。(二)原審在舉證責任分配上適用法律錯誤，導致判決結果錯誤。1.某某公司已經破產重組成功，該公司審計報告可以證明其與某某實業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情況，洪某在原審中要求某某公司提供破產重整期間的審計報告。某某公司未提供，應當推定其收到500萬元。2.李某是某某公司員工，是洪某購房的經辦人，洪某已經向原審法院申請證人李某出庭作證，某某公司未安排李某出庭作證，應當推定洪某的主張成立。原審判決由洪某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屬適用法律錯誤。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規定申請再審，請求撤銷一、二審判決，改判某某公司繼續履行編號為20141102550238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某某公司辯稱，(一)洪某與某某公司之間沒有成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且雙方均未實際履行合同義務。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雖然進行了網簽，但某某公司并未簽字蓋章，該合同并未生效。網簽只是規避商品房買賣風險的行政行為，并不具有實質上的法律效力，更不代表雙方的最終意思表示，案涉合同并未成立且生效。認購書亦只是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預約，其效力不能等同于商品房買賣合同。(二)洪某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支付500萬元購房款的事實，依法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洪某未提供證據證實將500萬元借款用于某某公司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建設，以及某某實業公司采用籌款方式向其銷售房產，也無任何證據證明某某實業公司與洪某或某某公司就將前述借款轉化為購房款達成了合意。破產重整期間某某公司提交的財務專項審計報告等材料均未顯示有關洪某500萬元借款已轉化為購房款的記錄。(三)洪某與某某實業公司的借款關系與本案沒有關聯，洪某作為投資者，并沒有購買房屋的真實意思表示。

　　某某實業公司未陳述意見。

　　洪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某某公司繼續履行編號為20141102550238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09年12月30日，洪某與某某實業公司簽訂借款協議，雙方對借款金額、借款用途、借款利息、財務管理費、還款方式等均有明確的約定。簽訂借款協議當天，某某實業公司向洪某出具《承諾書》，承諾洪某可以按照優惠政策進行購房。同日，案外人金輝代洪某向某某實業公司支付500萬元。

　　2014年11月9日，某某公司與洪某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及《合同補充協議》，約定洪某購買位于三亞市吉陽鎮荔枝溝社區的“長江商學院三亞校區、三亞溫泉谷度假村及休閑養生中心”一期度假酒店項目第17-5#幢-1層全幢(F型)別墅，雙方簽訂了該房屋的認購書，并簽訂了商品房買賣網簽合同。《商品房買賣合同》第六條和第七條及《合同補充協議》第十條第一款分別約定：“買受人應于簽約當日付清全部房款;買受人如未按本合同規定的時間付款，逾期超過60日后，出賣人有權解除合同……”“任何一方根據《合同》或本補充協議在書面解除通知發出(以郵寄憑證上的郵戳為準)后第七日即視為合同、補充協議解除日”。

　　2016年9月18日，一審法院作出(2016)瓊02破申1號民事裁定書，裁定受理某某公司破產重整申請。某某公司破產重整過程中，一審法院作出《管理人職責和債務人職責劃分清單》，由某某公司負責決定履行或者解除重整申請受理時某某公司與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

　　某某公司先后通過郵寄的方式向洪某發送《關于提交相關購房憑證的通知》《關于商品房買賣合同清理情況的通知》及《關于〈異議書〉的復函》，明確告知洪某提供相應的購房款支付憑證，因洪某未提供相應證據，某某公司通知洪某不予繼續履行該購房合同。洪某提出異議申請后，某某實業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情況說明，認可其向洪某認籌500萬元，并匯入某某公司賬戶。2017年5月10日，某某公司向洪某答復稱對洪某提出的異議不予確認，并告知其可在收到復函之日起15日內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洪某的訴訟請求。

　　洪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并改判支持洪某一審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對一審認定的事實予以確認。另查明，洪某與某某公司簽訂《認購書》(未記載日期)，約定：洪某購買案涉房屋，付款方式為一次性付款，總房款共計500萬元(含認購定金500萬元)，并在指定期限內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買方在當日向賣方繳納定金500萬元，該定金在雙方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后即轉為購房款。2014年3月12日，雙方簽署了《認購審批表》。

　　二審法院認為，二審爭議的焦點是：洪某主張繼續履行與某某公司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洪某于2009年12月30日與某某實業公司簽訂借款協議，雙方對借款金額、借款用途、借款利息、財務管理費、還款方式等均有明確的約定，雙方借款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洪某于2014年11月9日與某某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雙方構成商品房買賣關系。某某實業公司與某某公司系兩個依法成立的獨立的企業法人，洪某與某某實業公司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和洪某與某某公司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關系分屬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洪某與某某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后，未依約向某某公司支付房款，其主張借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為其購房款。因此，本案的關鍵問題是洪某借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是否已經轉為其向某某公司購房的應付房款。

　　2016年9月18日,某某公司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某某公司在破產重整中經清理發現，雖然洪某是與某某公司簽訂了購房合同，但款項系交付給了某某實業公司，為此，某某公司致函洪某，要求其提交相關的購房合同及付款憑證等材料。經對洪某提交的資料進行審查，某某公司并不認可洪某支付給某某實業公司的500萬元已經作為洪某的購房款支付給了某某公司。雖然某某實業公司也出具了情況說明，認可其向洪某籌款500萬元，并匯入某某公司賬戶。但某某實業公司對洪某所作的情況說明不對某某公司產生法律約束力，無證據證明該款已經匯入某某公司賬戶，洪某也不能證明某某公司對此曾經予以認可。洪某無證據證明某某實業公司將前述500萬元借款用于案涉項目的開發建設以及某某公司通過某某實業公司采用籌款方式向其銷售房產，也不能證明三方就該借款轉為購房款達成了合意。一審判決認定洪某至今未向某某公司支付購房款已屬嚴重違約，并無不當。依據雙方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第六條、第七條以及《合同補充協議》第十條規定，某某公司有權解除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因此，某某公司不予繼續履行案涉購房合同有事實依據，洪某上訴主張繼續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再審中，洪某向本院提交了某某公司的企業機讀檔案登記資料及關于公司設立的工商登記材料，擬證明：1.某某公司于2009年3月設立，某某實業公司是該公司唯一股東;2.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4月14日，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51%股權;3.2014年4月14日起，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45.9%股權;4.至2014年12月15日，某某實業公司和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徐澤憲。經質證，某某公司對該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對關聯性有異議。某某實業公司未發表質證意見。經審查，當事人對該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提出異議，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本院予以采信。

　　再審審查中，某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中喜深專審字[2017]第0008號《某某公司專項審計報告》。洪某認為上述審計報告可以證明某某公司與某某實業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況。因上述證據系某某公司重整過程中，專業機構接受某某公司管理人委托出具，雙方當事人對該證據真實性均無異議，本院予以采信。

　　根據上述采信的證據，以及庭審審查，再審查明如下事實：

　　1.某某實業公司和某某公司的股權、人員關聯情況：2009年4月2日某某公司成立，當時公司名稱為“海南中度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0日之前，某某實業公司是某某公司的唯一股東，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4月14日，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51%股權，2014年11月9日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45.9%股權。2014年11月9日之前某某公司和某某實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徐澤憲。

　　2.《某某公司專項審計報告》記載有“根據購房合同、客戶收據、房款打款憑證、客戶聲明等，調增某某實業(公司)收取涉及39套房產的部分房款共計121039650元”“所銷售的房產中涉及某某實業(公司)收款及通過房產融資、以房抵債等情況”“經查閱某某(公司)的電子賬套記錄，注意到……某某實業(公司)將代收的房款19559200元轉給某某(公司)”等內容。

　　3.2016年11月30日，某某公司向洪某出具《關于提交相關購房憑證的通知》，載明“經查，你方與某某(公司)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但(部分)購房款系交付給了某某實業(公司)。目前，某某(公司)正在清理相關的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請你方向某某(公司)提供與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相關的所有資料，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相關補充協議(如有)等，并請你方書面說明將(部分)購房款交付給某某實業(公司)的原件和過程等。”2019年12月16日經本院詢問，某某公司陳述在公司重整過程中進行債權債務清理時，發現與洪某購房有關的資料有《商品房買賣合同》《借款協議》《認購書》。

　　4.2017年4月18日某某實業公司向洪某出具《情況說明》，載明因某某公司的相關資質還在辦理中，由某某實業公司向客戶籌款，其中于2009年12月30日向洪某籌款500萬元，返還認籌款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按照本息約定以及財務管理還款，一種是選購“三亞龍泉谷”(暫名)項目的任一款產品;洪某選擇后者;當日洪某通過金輝向某某實業公司轉款500萬元;后某某實業公司將該筆籌款作為洪某的購房款匯入某某公司賬戶。

　　5.本案在再審審查中，某某公司陳述，在破產重整程序中，如果查明屬真實有效的商品房買賣關系，且已經支付購房款，相應合同應當履行，約有140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已經履行。

　　洪某、某某公司對一、二審查明的其他事實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再審認為，根據各方的訴辯意見，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洪某與某某公司是否實際成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洪某是否實際支付了購房款;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否應當繼續履行。

　　首先，關于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否成立的問題。在本案一、二審訴訟過程中，某某公司提出其有權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抗辯意見，并未提出案涉合同未成立或未生效的抗辯意見，一審中某某公司對洪某提交的《認購書》《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無異議，并認可某某公司與洪某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某某公司還向一審法院提交了《認購協議》《認購審批表》《商品房買賣合同》用于證明洪某未按約定支付購房款。上述事實足以表明某某公司與洪某之間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雙方成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現某某公司在再審中提出其與洪某沒有成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與其原審中的主張與舉證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關于洪某是否實際支付購房款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對一方當事人為反駁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所主張事實而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認為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對洪某是否實際支付購房款的事實，應根據上述舉證規則予以認定。經審查，目前雖無直接證據證明某某實業公司、某某公司、洪某三方達成書面協議，將洪某向某某實業公司提供的借款轉化為洪某應向某某公司支付的購房款，但綜合本案全部事實，可以認定三方實際認可上述款項性質的轉化。其一，洪某與某某實業公司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2009年12月30日)，某某實業公司即向洪某出具《承諾書》，承諾洪某可以按約定優惠政策購房。2017年4月18日某某實業公司又向洪某出具《情況說明》，載明2009年12月30日向洪某籌款500萬元，當時約定的還款方式包括“按照本息約定以及財務管理還款和選購‘三亞龍泉谷’(暫名)項目的任一款產品”，洪某選擇選購房屋，某某實業公司已將該筆籌款作為洪某的購房款匯入某某公司賬戶。其二，洪某向某某實業公司提供借款后，某某公司與洪某簽訂了《認購書》和《認購審批表》，載明付款方式為一次性支付總房款500萬元，之后雙方又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及《合同補充協議》，并辦理網簽手續。其三，某某公司與某某實業公司存在股權上的關聯關系，2009年12月30日某某實業公司向洪某借款之時，某某實業公司是某某公司的唯一股東，2014年3月12日簽訂案涉房屋《認購審批表》時，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51%的股權，2014年11月9日《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并辦理網簽時某某實業公司持有某某公司45.9%的股權，且直至此時某某公司和某某實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徐澤憲。其四，《某某公司專項審計報告》顯示確實存在某某實業公司代某某公司收取購房款或以房抵債的情形，某某公司在清理債權債務時亦發現有與洪某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借款協議》《認購書》，并在其向洪某出具的《通知》中，載明“經查，你方與某某(公司)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認購書，但(部分)購房款系交付給了某某實業(公司)”。綜合上述事實，可以查明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和履行時，某某公司和某某實業公司存在關聯關系，兩公司法定代表人同為徐澤憲，且兩公司間存在某某實業公司代某某公司收取購房款的情況，某某公司不但存有其與洪某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還存有洪某與某某實業公司簽訂的《借款協議》，現某某實業公司亦提出已將500萬元交付給某某公司。綜上，根據雙方當事人在本案提供的證據，結合相關事實，應當認定洪某向某某實業公司提供的500萬元借款已轉化為其應向某某公司支付的購房款。

　　最后，關于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否應當繼續履行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管理人對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有權決定解除或者繼續履行，并通知對方當事人，管理人自破產申請受理之日起二個月內未通知對方當事人，或者自收到對方當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未答復的，視為解除合同。該條款僅適用于雙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債務的情形。具體到本案，洪某已向某某實業公司交付了購房款，不存在洪某還有其他義務未予履行的情形，原審判決認定某某公司管理人有權解除合同，適用法律錯誤，應予以糾正。根據某某公司在本案中的陳述，在某某公司破產重整中，真實有效且購房人實際支付了購房款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均得到履行。洪某作為某某公司債權人，有權請求按同類債權得到清償，其要求繼續履行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訴訟請求，應予以支持。

　　綜上所述，洪某的再審請求成立，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九十二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瓊民終586號民事判決;

　　二、撤銷海南省三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瓊02民初71號民事判決;

　　三、海南某某產業開發有限公司繼續履行2014年11月9日與洪某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一審案件受理費4680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46800元，合計93600元，由海南某某產業開發有限公司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