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9年1月至6月，譚某結識王某、呂某，由后者幫助其在網上招攬嫖客。王某、呂某分別雇傭趙某、董某幫其網絡代聊，并通過微信把代聊獲得的時間、地點、價格等發送給譚某，由譚某發送給其管理、控制的賣淫女，多次組織賣淫女從事賣淫活動。譚某分得嫖資后按約分成給王某、呂某。王某、呂某再分成給“代聊手”趙某、董某。案發后，上述人員悉數歸案。公訴機關依法對該案提起公訴。
　　【分歧】
　　組織賣淫中“代聊手”趙某、董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
　　第一種意見認為，以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管理或控制他人賣淫的行為，構成組織賣淫罪。“代聊手”在組織賣淫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應認定為組織賣淫罪的從犯。
　　第二種意見認為，“代聊手”不對賣淫活動策劃、指揮、管理和控制，僅在外圍實施提供招嫖信息的協助行為，應認定為協助組織賣淫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代聊手”為賣淫者尋找、招徠、介紹嫖客，從事居間介紹的淫媒行為，促成賣淫目的的實現，其行為構成介紹賣淫罪。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區分的關鍵在于是否實施了管理、控制賣淫活動的組織行為。組織行為包括對賣淫活動具有管理、指揮、策劃、安排、調度等的實行行為。“代聊手”的行為性質與組織行為不同，對賣淫女未形成控制力，對賣淫活動不具備管理權限，僅協助組織者實現犯罪意圖或利益目的。組織者利用“代聊手”提供的有價值的交易信息，安排其管理、控制的賣淫者從事賣淫活動。
　　2.協助組織賣淫的行為人與賣淫行為不發生直接聯系，對賣淫活動與否無支配權。“代聊手”根據組織者的指示在外圍實施其他輔助行為，如為組織者發布信息、推薦、接待等。其作用在于推薦和搜集“招嫖”信息，為賣淫活動的進行和延續提供便利，屬于組織賣淫活動中的幫助行為。“代聊手”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的“其他協助組織他人賣淫行為”的情形，應以協助組織賣淫罪予以評價。
　　3.介紹賣淫是替賣淫者尋找、招徠、介紹嫖客的淫媒行為。介紹者在賣淫者與嫖客之間牽線搭橋，溝通撮合，從賣淫者處獲得報酬。介紹者與賣淫者關系密切、利益牽連，通常形成固定聯系。“代聊手”主觀上不知曉賣淫者的情況，客觀上不服務于賣淫者，不在賣淫者與嫖客之間構建聯系，亦不直接從賣淫者處獲取費用，僅單一為賣淫活動的組織者提供訊息服務，屬于組織者的“下線”，不符合介紹賣淫罪的構成要件。

　　（作者：周慶典 沈井春  作者單位：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