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法律規定，廣東君言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楊某之父楊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本案被告人楊某的辯護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開庭前，我查閱了本案案卷材料，依法會見了被告人，進行了必要的調查。辯護人認為：本案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組織賣淫罪名不能成立，現辯護人根據本案的事實和法律，具體辯護意見如下：
一、被告人楊某是一個二手房東，其承租房屋并非為了組織賣淫，而是用于轉租從中賺取差價。
被告人楊某向深港一號的業主不僅僅承租了涉案的深港1號20棟09A7房，21棟22A2房、4A8房、19A5房，其還向深港1號的業主承租了多套房用于轉租。被告人楊某自2013年起，就在深港1號小區承租房屋用于轉租，合計承租了數十套房屋。至案發時，除涉案的4套房屋外，楊某在福田區皇御苑深港1號小區還承租了6套房屋用于出租，分別是20棟10A9房、16D5房、03B1房、及21棟04A7房、08A5房、12A6房。而根據2014年10月14日，楊某與李榮宣（身份證號碼：440582198304053452）簽訂了《房地產租賃合同》，約定將涉案的深港1號21棟04A8房以每月4800元的價格出租給李榮宣，李榮宣于當日交付了租房押金9600元及租金4800元。證明楊某與劉珉宏于2015年1月28日簽訂的《房地產租賃合同》，楊某將涉案的深港1號21棟04A7房以每月7000元的價格出租給了劉珉宏。起訴書指控的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楊某租用深港1號21棟04A8房用于賣淫嫖娼活動與楊某將該房出租給他人的事實明顯不符。
被告人楊某實際上就是一個二手房東，通過轉租房屋賺取差價。按被告人楊某自己的說法，他是做酒店公寓的，通過承租業主的房屋，再以酒店公寓的形式轉租給他人，這種轉租包括長租、短租甚至鐘點房的方式。被告人楊某是轉租房屋的二手房東的這一客觀事實，不僅有辯護人當庭提交的租賃合同、收款收據、楊某以深圳市雅佳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的名義與各網絡平臺簽訂的合作協議等證據材料能夠予以充分證實，公訴機關提供的相關證據材料也能夠加以佐證。
二、本案的被告人楊某與羅某某之間系房屋租賃合同關系，雙方并沒有組織賣淫的合意。
被告人羅某某于2014年6、7月份聯系楊某承租了深港1號21棟22A2房。2014年年底，被告人羅某某又以朋友來了不夠住，又向楊某承租了深港1號21棟4A8、19A5兩套房。關于被告人楊某將涉案房屋出租給被告人羅某某的這一事實，在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資料中能夠予以證實。
1、 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1月29日20時53分至2015年1月29日21時46分的詢問筆錄第3頁（第2卷26頁）陳述“老林在深港1號21棟內租了有三套單身公寓分別是19A5、22A2、4A8”。
2、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1月30日01時13分至2015年1月30日02時07分的訊問筆錄第3頁（第2卷31頁）中供述““老林在深港1號21棟內租了有三套單身公寓分別是19A5、22A2、4A8”，第4頁“房子是老板老林叫我去租下的，租金也是我去支付”。
3、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1月30日10時51分至2015年1月30日11時32分的訊問筆錄第2頁（第2卷34頁）中供述“在深港1號21棟內租了有三套公寓，分別是19A5、22A2、4A8”，第3頁中供述“房子是老板老林叫我去租下的，租金也是我去支付”。
4、證人胡白丹在2015年2月4日11時至2015年2月4日12時的詢問筆錄第2頁（第2卷65頁）中陳述“房子所有人是誰不清楚，我只知道房東是一名叫楊某的湖南籍男子，是‘黑米’租住的。應該是以日租或月租的形式”。
5、證人楊倩在2015年2月5日10時30分至2015年2月5日11時30分的詢問筆錄第2頁（第2卷74頁）中陳述“我所知道的是‘黑米’租了楊某的房子。”
6、證人柳明在2015年2月26日13時02分至2015年2月26日14時05分的詢問筆錄第2頁（第2卷121頁）中陳述“他是做酒店公寓的，對外以酒店公寓方式對外出租房子。楊某在深港1號20棟21棟租下了多套房子，然后對外發廣告，說是雅佳酒店公寓。”
被告人羅某某前三次供述、證人胡白丹、楊倩、柳明的證言與被告人楊某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足以證明被告人楊某與羅某某之間的關系是房屋租賃合同關系。
三、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楊某伙同被告人羅某某組織賣淫，但現有的證據顯示羅某某獨自實施了組織賣淫的行為，楊某并沒有參與組織賣淫的行為。
現有的證據顯示，羅某某向楊某承租房屋后，聯系、組織賣淫女在該房屋內從事賣淫嫖娼活動，并通過互聯網渠道發布招嫖信息、聯系賣淫嫖娼人員以及介紹賣淫業務，從中牟利。
被告人羅某某對組織賣淫的事實，從始至終均供認不諱。且其組織賣淫的供述還能與其他的證據互相印證。公安機關所抓獲的賣淫女胡白丹、楊倩、趙瓊瓊、楊興菊、王從琴、謝燕嬌的證人證言證實，她們都是與被告人羅某某聯系好之后，才去深港1號從事賣淫行為，且羅某某還提供賣淫嫖娼所需的避孕套等。另外，謝燕嬌在2015年1月29日20時30分至2015年1月29日21時20分的詢問筆錄中稱，羅某某一般都會給賣淫女一個編號，謝燕嬌的編號是63號。羅某某負責聯系嫖客并確定價格，待賣淫嫖娼行為完成后，羅某某就從嫖資中收取利潤200元。賣淫女的證言均顯示，負責聯系、管理賣淫女的只有羅某某一人。
嫖客林卓麟、范家榮的證言證實，他們在網站上看到相關的招嫖信息，然后與被告人羅某某聯系好之后，來到深港1號小區樓下，再由羅某某帶他們上樓選定小姐，從事嫖娼活動。
從整個過程看，本案中組織賣淫的行為均由羅某某一人獨自實施。被告人楊某僅僅是將涉案的房屋出租給羅某某使用，其既沒有聯系過賣淫女，也沒有管理過賣淫女，也沒有在網上發布招嫖信息，更沒有聯系過嫖客，收取嫖資等行為。
四、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楊某組織賣淫的證據僅有同案被告人羅某某的供述，不足以證明楊某組織賣淫。
起訴書有關被告人楊某租用了本市福田區皇御苑深港一號20棟09A7房，21棟04A8房、19A5房、22A2房四套房，伙同被告人羅某某組織賣淫女從事賣淫嫖娼活動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嚴重不足。公訴機關指控楊某參與組織賣淫的證據僅有同案被告人羅某某的供述，而羅某某的供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1、被告人羅某某被抓獲后，一共有六次訊問筆錄，分別是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1月29日20時53分至2015年1月29日21時46分的詢問筆錄、2015年1月30日01時13分至2015年1月30日02時07分的訊問筆錄、2015年1月30日10時51分至2015年1月30日11時32分的訊問筆錄、2015年2月3日11時37分至2015年2月3日12時20分的訊問筆錄、2015年2月26日15時30分至2015年2月26日16時1分的訊問筆錄及2015年4月24日14時50分至2015年4月24日15時25分的訊問筆錄。前三次筆錄中，羅某某均供述他是跟一個外號叫“老林”的人一起組織賣淫女從事賣淫活動，由老林負責找人發布一些賣淫的信息，羅某某負責接聽嫖客電話，并在深港1號21棟樓下等后嫖客，然后安排嫖客上房選小姐等。老林讓羅某某向楊某承租了深港1號21棟22A2房、4A8房、19A5房。在該三次筆錄中記載的有關羅某某向楊某租房的供述能夠與楊某的供述、及證人胡白丹、楊倩有關羅某某向楊某租賃房屋的證言相互印證。該三次筆錄中記載的羅某某負責接聽電話、聯系嫖客、與嫖客商定嫖娼價格、帶嫖客上房選小姐以及賣淫女沒接待一個嫖客收取200元的利潤等的供述與公安機關抓獲的賣淫女胡白丹、楊倩、趙瓊瓊、楊興菊、王從琴、謝燕嬌及嫖客林卓麟、范家榮也就是本案的證人的證言互相印證。綜合本案的全部證據，可以看出被告人羅某某的該三次供述更具有真實性。
2、被告人羅某某指認楊某參與組織賣淫的供述出現在其2015年2月3日11時37分至2015年2月3日12時20分的訊問筆錄、2015年2月26日15時30分至2015年2月26日16時1分的訊問筆錄及2015年4月24日14時50分至2015年4月24日15時25分的訊問筆錄。
被告人羅某某有關楊某參與組織賣淫的供述，與其此前的供述明顯不一致，經不起推敲，根本不具有真實性。
第一，根據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2月3日11時37分至2015年2月3日12時20分的訊問筆錄，其之前之所以沒有供述被告人楊某參與組織賣淫，是因為此前他認為自己是容留賣淫，并不知道自己是組織賣淫。但是這種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被告人羅某某在2015年1月30日10時51分至2015年1月30日11時32分的訊問筆錄中供述稱自己因為涉嫌組織賣淫罪被刑事拘留的。
第二，被告人羅某某2015年2月26日15時30分至2015年2月26日16時1分的訊問筆錄中供述“稱楊某開始時用15017985646的手機微信聯系賣淫女”與此前供述“15017985646的號碼自己保管存在”明顯矛盾。而賣淫女胡白丹、楊倩、趙瓊瓊、楊興菊、王從琴、謝燕嬌證人證言均證實他們是在與羅某某通過微信或電話聯系后，才去深港1號從事賣淫行為。
第三，被告人羅某某關于楊某參與組織賣淫的供述，與其此前的供述、被告人楊某的供述及本案證人的證言之間存在明顯矛盾，不能相互印證，是一個孤證，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另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辯護人認為，此處的被告人不僅限于被告人本人，也包括同案被告人。
綜上所述，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織他人賣淫罪，是指以招募、雇傭、強迫、引誘、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從事賣淫的行為。本罪的主體必須是賣淫的組織者，可以是幾個人，也可以是一個人，關鍵要看其在賣淫活動中是否起組織者的作用。在組織賣淫人員的過程中，組織者是處于發起、負責的地位，目的是掌握一定的賣淫人員。組織者通過制定、確立相關的人、財、物管理方法，與賣淫人員之間形成組織和被組織、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組織者通過組織賣淫，從中牟利。因此，被告人的行為只有符合前述規定的情形下，才能構成組織賣淫罪。結合到本案，本案的被告人楊某實際上是一個二手房東，用其自己的話說是做酒店公寓，其將租賃業主的房屋轉租給他人，賺取差價。其主觀上沒有組織賣淫的故意，客觀上也沒有組織賣淫的行為。
起訴書指控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楊某租用了本市福田區皇御苑深港一號20棟09A7房、21棟04A8房、19A5房、22A2房，伙同被告人組織賣淫女到上述四套房間從事賣淫嫖娼活動的唯一證據就是被告人羅某某的后三次的供述。辯護人認為，不能因為本案的被告人將房屋出租給被告人羅某某后，被告人羅某某承租后將該房屋用于賣淫嫖娼，就認定被告人楊某犯有組織賣淫罪。我國法律對定罪的證據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也就是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顯而易見，本案的證據完全不能符合“客觀真實”的定罪證明標準。辯護人請求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深圳刑事辯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