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公司股權轉讓導致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案情簡介】

　　李某與藍某某系夫妻，在東莞共同經營東莞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公司”)。李某系該東莞公司的唯一股東，其丈夫藍某某系東莞公司的監事。東莞公司因疫情原因經營困難，于2023年下半年停止經營。2024年3月份，他人主動聯系藍某某稱要以16000元的價格收購該東莞公司，后藍某某通過微信、電話等與對方協商確定股權轉讓等事宜，但未與對方簽訂書面股權轉讓協議。2024年4月29日，藍某某將公司的營業執照、公章、財務章、賬戶、密碼、U盾等交給對方指定的財會公司的工作人員。李某于2024年5月初配合辦理了股權變更登記。2024年8月，公安機關因該東莞公司賬戶于2024年5月初轉入轉出的一百多萬元資金為涉案的詐騙資金，以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先后將李某、藍某某刑事拘留。

　　【辯護意見】

　　辯護人認為，李某主觀上不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并為其犯罪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客觀上東莞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系由藍某某與他人聯系、協商并具體操辦，李某僅因系東莞公司的股東而配合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具體理由如下：

　　一、本案系因李某轉讓東莞公司的股權所引發。李某轉讓東莞公司股權的行為系正常的商業行為，并不違反刑事法律法規的規定。本案中，李某將其持有的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給他人，將東莞公司銀行賬戶交付系履行股權轉讓的附隨義務，并非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故意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提供給他人使用，為他人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

　　根據東莞公司的工商登記信息，東莞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登記成立，李某原系該公司登記的唯一股東。根據李某的陳述，其與丈夫即本案的另一犯罪嫌疑人藍某某共同經營東莞公司。2024年3月份，一個微信名為“財稅記賬”的人聯系藍某某稱要收購東莞公司，并通過微信與藍某某洽談東莞公司收購事宜。2024年3月20日，微信名為“陳小姐”的人邀請藍某某加入了“某某幾點變更股權1”的微信群，然后與藍某某在微信群中協商、洽談及推進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等事宜。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的相關事項是在位于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的“財會公司”的全程參與及幫助下完成的，東莞公司的營業執照、公章、財務章、銀行賬戶及U盾等亦由藍某某交付給了“財會公司”。李某系東莞公司的唯一股東，其將東莞公司的股權全部轉讓后，亦應當依法將東莞公司的營業執照、公章、銀行賬戶、密碼及U盾等全部移交給受讓方。因此，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密碼及U盾交付的行為，系履行股權轉讓的附隨義務。

　　二、東莞公司的股權轉讓主要由藍某某與“財稅記賬”及“財會公司”的工作人員對接、協商及處理，李某實際未參與東莞公司的股權轉讓，因其系東莞公司登記股東而僅配合辦理了股權轉讓的相關手續。藍某某與“財稅記賬”微信聊天記錄及“某某幾點變更股權1”微信群聊天記錄，能夠客觀、詳細地反映了東莞公司的股權轉讓的整個過程。

　　根據犯李某的陳述，藍某某與“財稅記賬”及“財會公司”的工作人員協商確定好后，其與藍某某于2024年3月20日前往“財會公司”，向“財會公司”提供了東莞公司的營業執照及李某的身份證復印件，“財會公司”的經辦人員“陳小姐”就收到的營業執照、身份證復印件向藍某某、李某出具了收條。2024年4月29日，藍某某根據與“財稅記賬”在微信中商談確定前往“財會公司”并向“財會公司”交付東莞公司的公章、財務章、銀行賬戶及密碼、U盾等，但此次交付李某并未參與。2024年5月6日，李某在手機上使用系統通過人臉識別、電子簽名將東莞公司的股權、法定代表人等全部變更，其中東莞公司的股東由李某變更為吳某錦、巫某養，法定代表人由李某變更為吳某錦等，完成了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的所有手續。藍某某與“財稅記賬”微信聊天記錄及“某某幾點變更股權1”微信群聊天記錄顯示，藍某某從2024年3月7日開始，就與買家、財會公司的工作人員通過微信及微信群聯系、溝通、處理相關股權轉讓的事項等。

　　三、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的價款系“財稅記賬”與藍某某協商確定，且16000元的股權轉讓價格亦屬合理。該16000元系受讓方支付給李某的股權轉讓價款，并非李某和藍某某違法所得。

　　2024年3月，“財稅記賬”聯系藍某某并提出以16000元的價格收購東莞公司。“財稅記賬”在2024年3月7日與藍某某的微信聊天中明確以16000元的價格收購東莞公司，并于2024年3月12日通過微信向藍某某支付了定金2000元。2024年4月29日，藍某某將東莞公司的資料全部交付給“財會公司”后，藍某某將李某的微信收款碼提供給“財稅記賬”，收取股權轉讓款14000元。根據李某的陳述，因受疫情影響，東莞公司自2023年8月30日后未再實際運營。經查詢東莞公司的工商登記信息，東莞公司的認繳出資為100萬元，實繳出資為10萬元。結合東莞公司已未經營且系認繳出資，故16000元的股權轉讓價格亦屬合理。

　　四、東莞公司賬戶所涉案款流水均發生在藍某某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交付“財會公司”之后，李某在此之后并未實施協助他人通過東莞公司賬戶收取、轉移資金的行為，其對該賬戶中發生的進出賬情況并不知情。

　　根據李某陳述，東莞公司的賬戶在交付給“財會公司”，其就未再使用過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也未協助他人使用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其對交付“財會公司”之后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的進出賬情況完全不知情。李某不存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提供給他人進行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

　　五、東莞公司股權轉讓系在正規的財會公司的協助下完成的，李某不會也不可能意識到他人利用股權轉讓及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根據李某陳述，其雖然僅去過一次位于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高龍西路的“財會公司”，但“財會公司”人員規模較大，且收到材料后又出具收條等，一般人均會認為“財會公司”系正規的公司，在“財會公司”的全程參與及協助下，不會也不可能出現違法犯罪問題。

　　綜上，李某轉讓東莞公司股權系正當的商業行為，合理合法。李某主觀上沒有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提供給他人，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支付結算的故意，客觀上藍某某將東莞公司的銀行賬戶、密碼及U盾等交付給“財會公司”，系履行股權轉讓的附隨義務。因此，李某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案件結果】

　　本案在公安機關向檢察院呈捕時，辯護人向承辦檢察官提交了書面的辯護意見及相關材料，經多次溝通，承辦檢察官以李某、藍某某未批準對李某、藍某某逮捕。

　　【案例評析】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系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犯罪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常見的具體表現為將銀行賬戶出租、出借、提供給他人使用。李某、藍某某將公司轉讓后，將公司的賬戶交付受讓方，之后該賬戶被他人利用轉移涉嫌電信詐騙的資金，雖然當時李某尚未將股權變更過戶登記，但股權轉讓的其他行為均已完成，系受讓方受讓后違法違規使用案涉公司的銀行賬戶，李某、藍某某不應對股權轉讓后公司賬戶的使用行為承擔責任。

　　【結語和建議】

　　人們應當依法依規開展商業活動，并就商業交易簽訂書面的合同。本案中，犯罪分子利用股權轉讓后的公司主體從事犯罪活動，導致原股東和經營者面臨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因此在股權轉讓中，應當簽訂股權轉讓合同，且在變更股權登記前，不要將公司的賬戶等交付受讓方，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