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法律顧問：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與法律效力

       【案情回放】

　　張某生于1919年，有子張甲和張乙。自2001年喪偶后直至病逝，張某除隨張甲生活兩年外，主要由張乙負責照顧、護理。2005年后，張某生活基本不能自理。2012年年底去世時，張某留下遺產為個人房產一套。該房款原由張乙支付，市價約10萬元。張甲因遺產分割問題與張乙發生糾紛，訴至法院。

　　庭審中，原告張甲提供一份紙質打印遺囑，遺囑人署名為張某，見證人署名為律師李某、陳某，注明時間為2010年3月20日；其主要內容為：張甲因照顧張某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從其遺產中扣除6萬元補償張甲。原告陳述，當天他用輪椅把父親從被告家推至打印部打印了這份遺囑，之后一起回家，由李某、陳某到場見證父親簽字確認過程；李某作證說：到原告家時，遺囑已打印好，陳某將遺囑內容念給張某聽后，張某點頭表示同意后簽名。此外，張某曾于1991年自書遺囑指定被告張乙為遺產唯一繼承人。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2010年打印遺囑屬自書遺囑，其內容真實且時間在后，故判決按照該打印遺囑分割遺產。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2010年打印遺囑是代書遺囑，但因欠缺必要要件而無效，改判按1991年自書遺囑分配涉案遺產。

　　【深圳律師網 不同觀點】

　　本案中的主要爭議焦點是涉案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及其效力問題。在審理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爭議，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本案中的打印遺囑雖非張某親筆書寫，但鑒于立該份遺囑時張某已年逾九十一，親自書寫有一定困難；書面文書經打印后由其本人簽名或按捺手印是現代社會的慣常方式，涉案打印遺囑經張某簽名后，應視為張某的自書遺囑。張某對該打印遺囑簽字確認的過程經兩名律師見證，這表明該打印遺囑是張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涉案打印遺囑應認定為自書遺囑且有效，可以排除1991年在先自書遺囑的法律效力。

　　第二種觀點認為：關于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及其類型，應當考慮繼承法相關條文的立法本意，合理解釋相關規定，以便適應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正義。從作為書面文書形成工具來看，電子打印系統與傳統書寫工具本質上并無二致，但在確定打印遺囑具體類型時，還須考察遺囑人是否對書面遺囑的形成與固定具有控制力或主導力。本案的打印遺囑在表象上更符合代書遺囑而非自書遺囑；但因欠缺關鍵性的形式構成要素且不能通過證據進行彌補，同時基礎要件與實質要件也不能得到有效證明，所以該代書遺囑應當被認定為無效。

　　第三種觀點認為：本案的打印遺囑并不屬于法定型的代書遺囑或自書遺囑，而是沒有類型化的其他遺囑，可以類推適用自書遺囑的規定，但其效力位階明顯低于法定型遺囑。本案中，1991年的“筆”書遺囑屬于法定型的自書遺囑，其內容真實、合法；而2010年的打印遺囑屬于非法定型，兩者相比，應當適用法定型遺囑效力優先原則，認定1991年自書遺囑繼續有效；相應地，不再考慮2010年打印遺囑的在后優先性和構成要件是否完備，認定該打印遺囑無效。

　　【法官回應】

　　應比照書寫遺囑來認定打印遺囑的法律效力

　　遺囑是指具有完全自由的遺囑人在生前合法處分自己的遺產等事務，并于其死亡時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因為遺囑的特殊性和證明的高難度，繼承法規定其必須符合基本的構成要件，即，基礎要件——立遺囑時遺囑人具有遺囑自由；實質要件——遺囑內容真實且合法；形式要件——遺囑符合基本形式要求。

　　1.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和法定類型應當通過合理的法律解釋來確認。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對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和類型多有爭議，在為數不少的具體案件中，法律適用和裁判結果也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同案不同判”嚴重損害了司法的公正與公信。分歧的關鍵癥結就在于，繼承法（含司法解釋）規定的遺囑書寫工具是“筆”而非電子打印系統，且打印遺囑存在難辨真偽或何人所書之虞。但是，1985年繼承法制定、實施時，“筆”是當時的主流書寫工具，打印系統非普通人所奢求；而時至今日，電子打印系統取代“筆”而成為絕大多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書制作工具。技術的突飛猛進帶動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這已超出當時立法者的預料；而繼承法也沒有及時修訂來消除法律漏洞。因此，法律適用應通過解釋方法填補漏洞來回應并適應社會重大變化，以實現公正目的。首先，要式遺囑（滿足一定的形式要件）的立法目的并不排除遺囑書寫工具的變化。遺囑的要式性主要為了保真（確保遺囑內容真實、合法）和保全（保證遺囑人的遺愿盡可能得到全面尊重和遵守），其中，要式是手段，保真是中心，保全是目的，最終實現對死者人格尊嚴的維護。如果遺囑內容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能得到證實且具有關鍵性的形式構成要素，僅僅因為遺囑書寫工具不屬于繼承法明文規定的“筆”，從而認定其為非法定型遺囑而降低其效力位階，甚至被認定無效，這都明顯與人權保護的時代精神不吻合。

　　其次，從制作書面文書的作用上，電子打印系統如同傳統的“筆”，兩者具有本質的一致性，都被用來將人的主觀意思轉化為文字并固定在特定介質上。打印或“筆”書遺囑，都是為了記載、固定并保存遺囑人的遺愿，都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基本要式性，因此，將打印遺囑比照“筆”書遺囑來適用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更符合當下的實際情況。

　　再次，對于打印遺囑是自書遺囑還是代書遺囑，關鍵要看遺囑形成與固化受何人的意志所控制或主導。遺囑人或親自或主導他人操作打印工具，只要由其意志主導遺囑的制作和固化，則該打印遺囑應屬自書遺囑；相應地，遺囑人僅對遺愿進行陳述并對遺囑內容真實性予以確認，而書面遺囑的制作和固化均由見證人主導完成，該打印遺囑就是代書遺囑。

　　2.2010年的打印遺囑屬于代書遺囑，但其形式欠缺關鍵構成要素且沒有得到有效彌補。首先，本案的打印遺囑屬于代書遺囑而非自書遺囑。非常明確的是，張某沒有能力親自操作電子打印系統來打印遺囑。至于當時張某能否主導該打印遺囑主文的形成過程，除作為最大受益人的原告本人單方陳述外，沒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相反，當時張某不能自主行動，也僅能以點頭回應他人，表明其當時基本喪失語言表達能力，這意味著，張某當時沒有能力要求他人按照其意愿制作遺囑。其次，作為代書遺囑，該打印遺囑沒有適格的見證人。代書遺囑的關鍵性形式要素之一就是：見證人現場見證并由其中之一代為制作，其意義在于事后更準確地還原立遺囑時的實際狀況和具體細節。但是，本案中，因主導該打印遺囑的制作與完成的人沒有署名而不確定，而原告是遺囑繼承人，他們不是繼承法規定的適格見證人。而兩個署名律師，他們沒有現場見證并主導遺囑主文形成過程；在原告家沒有見證遺囑人對遺愿的有效表述并重新主導制作書面遺囑；沒有基于張某的特殊情況對當時張某的神志是否清醒以及是否具有意思表示能力進行必要的核實，說明他們沒有盡到足夠的注意義務，因此，他們也不是適格的見證人。沒有適格見證人的代書遺囑不具備必要的形式要件。

　　3．現有證據難以證明2010年的打印遺囑是張某真實意思表示。遺囑內容的真實與合法，是遺囑有效的核心要件。但本案中，打印遺囑內容的真實性沒有得到必要的證明。其一，雖然張某和兩律師對打印遺囑進行了簽名，但遺囑人僅能點頭回應，這表明當時遺囑人不能口頭表達或不能口頭清晰表達自己的遺愿，該遺囑也就不可能是根據遺囑人自己的表述來制作的。其二，原告僅照顧張某兩年，并沒有證據顯示其因此而失去經濟收入和來源，打印遺囑中的內容“張甲為照顧張某而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就頗顯突兀；與被告相比，原告對張某所盡贍養義務較少，遺囑人放棄原來有利于被告的自書遺囑而重新設立有利于原告的遺囑，明顯欠缺動機。據此，2010年打印遺囑不可能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4．2010年的打印遺囑設立時遺囑人是否具有遺囑自由不能確定。遺囑自由包括遺囑能力（民事行為能力、神志清醒和必要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意思表示與行為自由（不受外來不法干預）。本案中的打印遺囑設立時，如前所述，張某已高齡九十一，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且喪失必要的語言表達能力，僅憑原告的單方陳述也不足以證明張某的神志清醒，因此，雖然理論上張某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但當時并不具備應有的遺囑能力。尤為重要的是，原告主導了這份打印遺囑的整個形成過程，張某不是通過法律認可的方式，如口頭表達或簡單書寫等方式來與律師交流，而是僅僅對他們的詢問作點頭示意，這都表明當時的張某根本不具備意思表示與行為自由所必需的身體條件和精神狀態。事實上，打印遺囑主文何時形成，如何形成，遺囑人有無進行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與該遺囑內容是否一致，其意思表示和遺囑行為是否受到脅迫，等等，都存在重大疑點。

　　綜上，2010年打印遺囑不是一份合法、有效的代書遺囑，不能排除法定型的1991年自書遺囑的法律效力，因此，本案應按1991年的自書遺囑內容對張某的遺產進行分配。